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09页)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1922)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者,但却又绝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第一集(八)》(1925年)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家,他们也未必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两地书·第一集(十)》(1925)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热风·随感录六十五》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伪自由书·观斗》(1933)

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1934年)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集外集·通信(复未名)》(1926年)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花边文学·一思而行》(1934年)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1935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1927年)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园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说“面子”》(1934年)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关心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南腔北调集·经验》(1933年)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汉满的界限的不是书,是那大辫子,是砍了我们古汉人先祖的许多的头颅,满清这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这血史。其实说到这大家早忘了满清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他们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满清阉割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算帐》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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