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茶这个东西跟酒还是很不一样的。
有人分析，为什么南方人比北方人更会做生意赚大钱？那是因为他们爱聚一块喝茶。茶是越喝脑越清，思路自然明，而爱聚一块喝大酒的北方人就不一样了，那玩意越喝越爱满嘴跑火车“敢笑黄巢不丈夫”。
按照这个逻辑，喝茶的人聚一块本不应该祸从口出，可在老舍《茶馆》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三幕剧中一个始终不变的道具——“莫谈国事”的字条，这说明爱喝茶的人可能比酗酒者更管不住自己的嘴。
民国时期，茶馆已是市民生活的舞台，老舍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1929年，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搞了一个《关于茶馆的调查》，指出“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而适当的地方。所以茶馆成为本市最发达而最多的营业。”据193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光是汉口就已有茶馆1373家。
民国的茶馆不仅在数量上有优势，而且分布也较为广泛。据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至300人，小者亦可容数十人。至于京城、上海等大都会，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么多饱暖之人聚在一块喝茶的目的就是为了扯淡，相信没几个人能做到阮籍的“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正值民国乱世，茶客闲聊一些你懂的话题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茶馆这种人员密集的舆论场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重点监管的对象。
由于政府经常在茶馆里收集所谓“情报”来惩办其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一处茶馆大多在最醒目的地方高悬其“莫谈国事”的告白。袁世凯当权后，不断强化特务统治。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军政执法处下属的侦缉队纷纷在茶馆“坐桩”，缉查“宗社党”、“革命党”、“乱党”、“匪类”、“妖人”。凡是不利于独裁统治的言行自然在缉拿之列，闹得只要有生面客人走进茶馆，掌馆即高声迎呼道“官爷来了，官爷里面请”，意在提醒聊得正起劲的侃爷“说话留点神”，来者说不定是稽查队。
但麻烦的是，男人这种生物一生都在与两个“巴”做斗争，有些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如《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老式特务宋恩子和吴祥子冤关了一年多的大狱。
有不谈国事的吗？
有！
不谈国事就安然了吗？
未必！
在民国虽然谈论国事要遭打击和惩罚，但是不谈国事的也未必平安无恙。《茶馆》中始终恪守着“莫谈国事”处世信条的王利发，最终走上了茶馆被人吞并的末路，他发出了一辈子都没敢说出口的对生活、对世道的质问：“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他一心想摆脱国事的纠缠，做成发家致富的黄粱梦，然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会来关心你：军阀混乱、军警横行、饥民逃荒……一心改良，却越改越凉。
茶馆这么个地方真的完全禁谈国事吗？
未必！
政府对茶馆这个信息流实在是又恨又爱，既然如此就只能走向一个结果，那就是你们都闭嘴统统听我说的“一言堂”。政府禁止人们谈论政治，但却可以把茶馆当做洗脑教育的平台，以此控制民众。如1941年，地方政府令各茶馆购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画像，设置讲台，配备黑板和国民党党旗、国旗，以此形式来宣传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
如此一来，茶馆岂不成了党校？谁还愿意去！
也不尽然，在夹缝里生存的茶馆还有一些积极进取价值的。如搞公益活动，1909年可园就邀请若干著名演员演戏，将两天收入捐给甘肃赈灾；1910年，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每票一元，1400人购票看戏；1912年，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国民捐”。
此外，还有一些旨在反封建的新行为，茶馆也在力所能及提倡和促进。例如，上海租界畅园茶馆组织“义务剪辨会”，于1911年12月31日至1912年1月2日的三天内，张贴告示说：“凡自愿前来剪辨的，修理成学生头，分文不取；理发完毕，每人在茶馆内当场赠吃大肉面一碗。如有人愿意答谢雅意，不取走所剪下的发编者，本会将代为变卖，捐赠军饷。”三天下来成效显着，自愿前来剪辨者竟有254人之多。
至于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茶馆里的讲评书，更是加入诸多爱国和抗日主题。此外，一些具有抗日新潮的戏剧干脆就直接在大茶馆上演了，如爱国剧《山河泪》和《还我河山》等。在这里，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抗日和爱国的舆论基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俨然成了救国舞台。
如此重要的茶馆舆论场当然不能完全靠特务或群众举报等偷偷摸摸的手段来管理，各种监管法规条例也就相继出台了。如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党部制定《茶馆宣传实施计划》，其中的《国民公约》12条规定，要求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背政府法令，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等等。另外，官方还要求茶馆提供政府指定的书籍和报纸，如《解散新四军和整饬军纪》、《汪精卫卖国密约》、《大公报》、《中央日报》等。
综上所述，茶馆就是个找茬的地方，而莫谈国事的噤若寒蝉本身就是一个正在畅谈国事的行为艺术。